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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春，东北大中学生的生活和学业因国共内战而濒临绝境。适逢其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在北平设立东北联合大学的消息传开，吸引了大量东北学生拥入关内。然而东北联合大学却因诸多困难，筹备进程极为缓慢，且其收容范围十分有限。在平东北流亡学子深感失望，与当局矛盾日益加深，甚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七五事件。冲突之下，东北联合大学逐渐发生异变，成为东北国立院校入关的协助机构。最终，教育部设立东北联合大学的计划以失败收场。东北联大未能续写全面抗战时期“联大”的神话，由内外多种因素所致。其虎头蛇尾的筹办过程与夭折命运，不仅凸显出内战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下高等教育矛盾丛生和日趋恶劣的生态，更可窥得国民政府实施教育救济的有心无力、教育行政能力的严重不足与教育威信的逐渐丧失。

  论及民国时期的联合大学，学界多关注国民政府于全面抗战时期创办的西南、西北诸联大。相关叙事不仅今人对战时联合大学推崇备至，曾见证过联大奇迹的时人同样对其赞誉有加。而当广大东北学子因国共内战而再次沦为流亡群体之后，一些人对大势的估计不足，对教育部创办东北联合大学（或称“东北临时大学”）仍抱有盲目的期待。然而东北联合大学却未能续写神话，在经过艰难而短暂的筹办阶段后，最终以夭折收场。

  目下有关东北联合大学的叙述，多在以内战期间北平和七五事件等为主题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尚未见专文考察。事实上，东北联合大学的筹办过程，乃至教育部“联大计划”的终结，不仅能清晰呈现广大师生群体在内战烽火中所面临的教育生态，还可折射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救济、教育行政能力及教育威信状况。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多方史料探究教育部筹办东北联合大学的曲折历程，并努力展现内战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下高等教育的复杂境遇。

  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中国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相继发起夏、秋及冬季攻势，不断压缩部队的生存空间。其时，东北国统区尚有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和沈阳医学院共4所国立院校，以及东北中正大学、辽宁医学院、辽东学院、东北女子文理学院、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吉林中正体育专科学校等私立院校和地方院校。由于军政当局常以“匪军就是‘老毛子’的走狗”“严防二次亡国”等语对东北青年进行反动宣传，并灌输“正统”观念，因此尽管90%的东北土地已被中国控制，但“不能否认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在政府收复的城市里”栖身。

  为了躲避战火，各大院校在国民政府的指令下辗转迁徙，备尝艰辛。同时由于物价飞涨、交通阻隔，广大师生的生活陷入缺煤、缺电、缺粮的窘境。在此情状之下，当局试图取缔部分私立院校，倾力扶植国立院校。然而事与愿违，国立院校依旧难以为继，突遭结束的私立院校也无法善后，东北学子失学问题愈发严重。1948年二三月间，东北各院校陆续有师生自发流亡关内平津地区。如东北大学10余名教授因生活无法维持，相率离校赴平；不接受停办指令的私立中正大学亦决定南迁北平，暂借私立华北学院上课。

  这时，各大舆论阵地开始传播教育部行将设立东北联合大学以救济东北流亡学子的消息。1948年3月12日，《益世报》较早发布相关内情：

  东北各大学因为环境不安与经费不足，影响学生学业至深，月前东北在京名流数人为顾念青年学业，有将东北各大学合并组织联合大学迁至安全都市之议。据负责与教部接洽之一要人昨致函平市东北同乡会谓：此案原则已经教部同意，现正研究成立时之技术问题。地点将在北平。该大学并附设一中学，收容由东北逃平之学生。留平东北同学会得息后，异常兴奋，特于十一日电教部请求速予设立。

  由此看来，设立东北联合大学最早由东北人士提议，并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认可。不过该报道用词颇为暧昧，具体的提议者和接洽“要人”皆未言明。此消息关乎东北学生的前途命运，故而很快引发各方舆论争相报道。3月14日，《益世报》再度披露，东北联大提议者为刘哲、莫德惠、于斌等东北籍名流，东北旅平同学会已请有关当局代觅校址，并称“如此联合大学成立，对荒废了的东北学生，是一件救命措施”。次日，东北旅平同学会继续电催教育部：“请援抗战时期西南西北诸联合大学成规，在平设东北联合大学及附属中学，俾东北流亡关内青年，有读书机会。”联合大学在全面抗战时期为保证青年弦歌不辍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东北学子再度成为流亡群体，东北人士及同学会自然对重设联大寄予厚望。教育部早有设立联大的经验，对此收拢人心、网罗人才的机会能够表示同意，亦在情理之中。

  鉴于抢救东北高等教育之呼声不断高涨，教育部开始采取实际举措，并与东北元老一道推进东北联大计划。3月中下旬，教育部专程派遣督学室主任黄曾樾由平转沈视察教育，并慰问各校员生及教育界人士。黄氏在平期间，东北名流臧启芳、马毅、刘博崑、刘全忠等人连日拜访，请其转致教育部在北平设立临时联大，以容纳长春大学、东北大学及东北各地流亡学生。黄曾樾亦积极搜集材料，为返京述职做准备。3月19日，以辽宁同乡会理事长王化一为首的东北民众代表请愿团由京抵平，并于21日借北平大光明电影院向东北旅平同乡及同学会报告请愿经过。王化一宣称：“此次请愿总算圆满，除兵、粮、钱外，曾与朱部长家骅详谈救济东北流亡学生问题。部方原则上决定在平津设东北联大及临中两所，不久可着手筹备。”同时王氏向在场的东北学生表示：“一定要救济收容，就是要饭也领着学生们一齐要。”此言大为鼓舞人心，博得全场掌声。3月22日，东北旅京元老马亮、张选三等人与社教两部磋商救济东北难民及青年学生的结果经报刊公布，有关东北联大的内容为：“东北联大及二个临时中学在北平设立计划正拟具中，临时联大将设立文法理工农五院……此项计划如时局不变动，则近期内就可以实现。”同时报道称，教育部决定设立“东北教育小组”，推定部内东北籍高级人员周彧文、马亮、刘赞周等为负责人，“针对东北联大之筹设，中正大学之善后，东北流浪各地学生之救济等工作，亟谋一统筹办法”。3月23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电令北平各高等院校：“东北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入关转学者日众，为免失学，各院校将该项学生申请入学者，应核验证件，尽量收容寄读。”

  尽管东北联合大学没有一点实质性进展，但对风雨飘摇的东北高等院校而言，其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此时的东北高等教育几乎无形停顿，不仅教授奇缺，而且多校负责人已离校数月，校政无人过问。如东北大学校长刘树勋、长白师范学院院长方永蒸、长春大学校长黄如今、沈阳医学院院长徐诵明均南下京、沪，以谋应对办法。沈阳私立中正大学因经费无着，自3月24日起500人断炊，“每天一餐稀饭尚不可维持”。朱伦女士于沈阳创办的私立东北女子文理学院“现亦自动解散，令学生转入国立长白师范借读”。鉴于东北教育垂危、东北联大计划风传一时，以及教育部向北平各校发布的借读通令，东北各校纷纷发起迁校运动。

  以东北大学为例，自4月初期考试后，不及一月，学生即入关百余人。1948年4月9日，为商讨迁校问题，东北大学自治会曾召开理事会征求同学意见，结果“全校1500多人中，主张迁校的1020名，中立的36名，反对的12名，其余的没意见”。4月18日，自治会再度召开理事会，决议：“（一）与教授会密切联系以便展开迁校工作；（二）分电在京的东北国大代表、刘校长与行政院及教育部；（三）以不罢课为原则。”可见，迁校已成东北大学大部分师生的一致愿望。至于东北其余各院校，大有唯东大马首是瞻的趋势。长春大学在沈阳、北平设立了接送收容办事处，因交通不畅，学生多采取自由行动，离开长春经沈阳转赴北平。长白师范学院流亡沈阳的500余名师生因校址纠纷尚无暇迁校，但听闻北平师范学院允许长师学生借读的消息，亦有学生步行入关。私立中正大学早在派遣代表南下请愿时，即得到学校董事长杜聿明“让学校迁移北平”的答复和“加入行将在平设立的东北联大”的许可。不久，中正大学教授会决定迁校，允许学生自行赴平。他如沈阳医学院、辽宁师专等校为求安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亦有南迁打算。

  征诸史实，自东北联大计划经舆论披露，到教育部派遣专员考察、组建“东北教育小组”及电令北平高校准予东北学生寄读，国民政府确实表现出对东北高等教育的关切。但需要注意到，无论是设立东北联合大学的提议与督促，还是就联大筹备办法与教育部的接洽与磋商，均显而易见东北耆宿名流、东北旅平同乡会及东北旅平同学会的身影。在某一些程度上，设立东北联合大学计划虽谈不上东北人士“剃头挑子一头热”，却能够正常的看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作为最高教育当局，其应变策略和救济举措的迟滞与被动。同时报刊和王化一等人所传教育部对设立东北联大“原则上”同意的消息，亦反映了官方有所保留的态度。这是由于东北联大计划绝非单纯的教育问题，还关涉的政治局势、军事部署和经济情况。多维矛盾的交织，决定了东北联合大学的筹备不会一帆风顺。

  1948年5月2日，南京传出两条消息：一是教育部向行政院请拨的“戡乱”时期教育特别救济费5000亿，不久可望通过，通过后可拨2/10救济东北失学青年；二是教育部派方永蒸赴平津筹设临时大学和临时中学，收容东北失学青年。传闻很快得到证实。方永蒸次日由沪飞平，先是接谈东北旅平同学会代表，旋即转天津与东北元老张作相会晤。而后同学会代表傅而安对媒体称：东北联大一事，教部已委派卞宗孟负责筹设，方氏负责调查和寻觅校址；教部已拨下筹办费2000亿，校舍如无问题，联大可即日成立，东北国立或私立之立案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均可请求入校。5月6日，《》《申报》《大公报》等10余家大报共同刊登了方永蒸带来的最新消息：

  教部决在平设东北临大，平津各设临中一所。临大设立后，即为一永久本科，东北全部收复后，即迁哈尔滨，改称“滨江大学”。临大所收学生，以原在东北公私立大学学生为限；私立中学大学原未立案者，不在收容之列。临大校舍问题，刻尚无头绪，经费方面，教部已拨两千亿元。

  由“临时大学”而至“滨江大学”，可见教育部创办东北联合大学的初衷，不只是应急与救济，还是谋求振兴东北高等教育的长久之计。不过，与舆论所传教育部将救济全体东北流亡学生不同，此时临大和临中的收容范围已有所缩减，成为日后屡生矛盾的因素之一。

  尽管教育部以专人专款负责东北联大的筹建工作，但新设一所大学并非易事，不言聘请教授、购置仪器设施诸事烦琐，仅寻觅合适的校址校舍即颇费周章。方永蒸在天津与各方商谈东北临中校址并无结果，东北联大在北平的校址亦未决定，筹备工作刚刚开启即陷于停顿。此时，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院、中正大学和辽东学院流亡来平学生日众，仅在东北旅平同乡会登记者即达三四百人。作为东北联大筹备负责人之一的方永蒸因“受不了学生的催询，每天都藏在朋友处”。5月12日，另一位负责人卞宗孟以东北政委会华北参观团团员的身份抵达北平，而后以书面形式发表谈话称：“教部在平设联大事，诚有之。惟须兼顾关内外情势，故派方永蒸院长就返校之便，先在平津调查。至本人亦奉教部令参加调查工作，现随参观团来平，参观毕即返沈。在平已与方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实际情形，已电教部陈述，并建议教部速明令派员负责筹备。”其时，教育部创办东北联合大学之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而被东北流亡学生视作“救星”的方、卞二人却闭门不见、推脱责任，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学子深感失望。

  随着东北学子流亡平津的数量与日俱增，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救济。遑论学业中辍，绝大多数东北青年连温饱都成问题，睡的是车站、城墙洞穴、露天走廊，吃的是少得可怜的窝头、棒子面粥。面对如此惨状，舆论纷纷催促教育部：“设立临时学校收容，或另想办法安插……无论如何，总须对他们有一番安顿，给他们一些温暖。听其长此流浪街头，或天天向官署哭闹请愿，总不是办法。”

  不久，教育部正式指派东北联合大学筹备负责人，使无形停顿的“联大计划”重新再启动。1948年5月16日，各大报刊共同登载了教育部对东北联大的最新人事任命：“教育部为收容东北国立各院校入关学生，在北平筹设临时大学，特派陈克孚为筹备主任。”陈氏为留英文学博士，历任东北大学教授、东北临时大学补习班主任、国立蒙藏学校校长等职，颇有办学经验。甫一上任，陈克孚即邀请方永蒸、卞宗孟及平津临中新任校长汤树仁、侯敬敷举行谈话会，在征询各方意见后，又拟定东北联大筹备计划呈请教育部核定。该计划包含三项内容：“（一）临大收容学生，因东北各院校学生均有，故拟请组织校务委员会，聘各院校长为委员，而由筹备主任总其成，以为最高执行机构，共同商定一切事项。（二）经费方面，按经临各费，请迅予拨出，因救流亡学生一如救火。（三）学生公费，其在东北各该院校原有公费者，仍请发给，至无公费学生逃亡来平，亦即为难区学生，亦应享受公费。”根据陈克孚的构想，东北联大应集东北各院校之力，且实行全员公费制。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5月24日，针对东北入关学生就学问题，教育部发言人主动公开数月间部方所做工作，包括派遣专员慰问、邀请各方研讨、决定筹设临大收容东北国立各院校入关员生、派遣陈克孚为筹备主任并致聘筹备委员，以及在行政院千亿款项未拨之前垫款20亿等。以上言辞，确实可以反映教育部一直努力推进东北联大计划，但同时也暴露出教育部救济能力颇为有限和联大筹备款尚未完全拨付的实情。拖沓的筹备进程、收容对象的缩减、资金的缺位，不仅严重耽误东北联合大学如期成立，还使得学生的不安情绪持续滋长。

  为了尽快解决东北联大的校址问题，陈克孚等人连日分谒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各部门首长及东北旅平士绅，请求设法援助。起先，筹备组拟借宽敞的顺承王府为联大校址，但洽谈未果。5月底，在军方的协助下，最终商定以德胜门外的黄寺部分房屋为临时校舍。6月初，教育部派定刘树勋、罗云平、方永蒸、徐诵明、郑华炽、卞宗孟、吴恩裕、王化一、刘全忠、毕泽宇、周彧文、沈履共12人为联大筹委会委员，以陈克孚为主委，共同经办联大事务，并承诺拨款50亿元资金，筹办食宿。至黄寺校址觅定、学生登记工作开启，教育部筹备东北联大的计划方初见落实。

  东北联合大学计划早在3月上旬即开始传播扩散，其间教育部虽先后派遣数人调查、筹备，并拨予专款，但时过两月有余，联大仍然犹如镜中之花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究其原因，教育部拖沓的办事风格和不够重视的态度难辞其咎。比如，教育部虽赞同设立临大、临中，但迟迟未能拟定具体计划，人员派遣亦十分随意。据有关报道披露，“卞宗孟、方永蒸两氏仅奉到部方一张复写纸写的代电，令卞氏协助方氏，复令方氏协助卞氏，在平津调查校址，筹设临大、临中”。那么，创办东北联合大学一事，缘何令教育部如此踌躇呢？

  一方面，国共内战爆发后，东北学子的学业受一定的影响，作为国民政府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教育部，必须对入关学子予以救济。其时中国在东北设有多所学校收容流亡学生，而相当一部分东北学子在国统区各个孤城之间辗转迁徙，甚至自发流亡关内，“实质上是带有政治选择意味的”。是故，教育部援引全面抗战时期的应变经验设立东北联合大学，既可履行其维护东北高等教育根基的使命，又可彰显其“正统而正义”的形象，达到与中国争夺人才的目的。然而另一方面，在东北的统治并未终结，上至蒋介石，下至东北军事当局均有重新夺回东北主动权的图谋。早在3月8日，蒋介石接见王化一率领的东北请愿团时，即郑重表示：“确保东北为国本所系，政府具有最大决心，业已增调部队，加强军事力量，局势必将逐渐好转。”东北地方军政当局则大有以青年学子补充军事力量的打算：在年初通过的《东北各省市政府三十七年度施政准则》中即有“抢救匪区青年，招致训练”之语；后又反对各校的迁校运动，号召东北学子“走出教室，拿起武器”。为了维系大局，教育部根本无意下令东北各院校内迁，同时也担忧投奔临大、临中的东北学子如潮水般涌入关内，“演成无法收容后果”。当参政会参议员马毅赴南京请教育部从速解决东北流亡学生的生活学业问题时，朱家骅“只是一味搪塞推诿”。因此，东北联合大学的筹备工作开展得十分缓慢。

  除教育部复杂的态度影响联大设立外，筹备经费的拮据同样显而易见。尽管舆论传闻联大获有千亿拨款，但实际上并未悉数到位。这也导致仅确定校址一项即颇为曲折，最终不得不借助军方的协助方能勉强解决。至于联大筹备人员有无因人事纷争而刻意拖延，尚不得而知，不过社会上确有相关言论。5月26日，对于东北联大迟迟未能成立，有文章揭示：“据闻系因教部迄未正式明令校长人选，故而负责筹备的人提不起心火来，怕弄成了叫别人给‘抬轿子’。”有趣的是，在黄寺校址初定后，传闻“东北临大校长一职，有由前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出任说”。臧启芳对东北联大之设虽有呼吁之功，但身居筹备委员会之外。社会有此流言似乎正好印证所谓“抬轿子”之论。

  随着战场形势日趋紧张，东北大中学生流亡关内的人数急剧增长。至6月初，国立院校的来平学子已达千人，而黄寺校址容纳量仅为五百余人，无法悉数收容。更紧急的是，因联大的收容对象限于东北国立院校流亡学生，故而广大省立和私立院校学子无人过问，情绪极为愤懑。6月2日，中正大学自治会成员在记者会上激动地表示：“东北临大虽然已经成立，但是私立院校却被摒诸门外，为了争取安定的读书环境，我们决议誓死加入临大，希望全国正义人士了解我们的苦衷，支持我们的合理要求。”于是，在联大已登记学生迁入黄寺之际，发生了三百余名中正大学学生强行入住之事。对于联大校舍的奇缺和国立以外院校学生的纠缠，陈克孚深感其苦，一边再请傅作义司令设法襄助，一边向教育部请示办法。私立各校学生亦电教育部，“呼吁与国立院校同等待遇”。

  6月8日，教育部核示东北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从师资聘任、办学性质、开办经费、学校规模、入学资格、公费范围等方面提出要求：“（一）该校教授教职员当尽量聘用已报告之东北国立各院校教授等，不得另用新人，如教授必须新聘时，亦必请平大学教授兼任。（二）该校之设置原系应变性质，不必依照一般大学编制办理。（三）该校开办费准核定二百亿元，应从速觅校舍，早日成立。（四）所请按四千学生计算，殊属庞大，应再切实核减。（五）该校收容学生应以国立东北各院校学生为限，绝对不招新生，先修班不在收容之列。（六）该校学生在原校已领有公费或奖学金及救济费者，应即分别造册报部请领；自费生除籍隶匪区经济来源断绝，具有确实证件者，准照匪区学生救济办法办理外，其余概不与公费。”教育部不仅未对当时较为紧急的校舍问题提出实际办法，而且依然拒绝收容国立院校之外的流亡学生，并提倡压缩联大规模、厉行公费节约。该指示严重忽视联大的办学困境和现实矛盾，且更多强调学校的“应变性质”，标志东北联合大学异变之路的开端。

  6月15日，东北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在北平蒙藏学校召开首次会议，针对联大各项问题向教育部提出八项建议：“（一）确定联大性质：（1）联大是应变性质，收容国立各院校来平学生；（2）俟各院校来平学生到达相当人数时，即拆散联大，由各院校分别办理；（3）其他省私立院校学生经教部认可者，临大可收容办理。（二）处理省私立院校来平学生办法：（1）请先由教部拨款收容救济；（2）对上项学生，除收容救济外，对其学籍问题，凡立案之私校学生最好采用甄审办法，各院校应将各该校学生名册送呈教部以备甄审；（3）其甄审合格者，联大可收容之；（4）甄审事项应由教部派专人办理。（三）处理东北国私立院校先修班及高中毕业等来平学生办法：东北国立各院校及东北联大在平联合招生，尽量收容上项来平学生，其未被录取者，按成绩分别拨入东北联中。（四）请教部准东北国立各院校学生公费仍按东北物价指数发到八月底为止，其结余部分以备学生购置衣物。（五）联大校舍仍感无着，请政府准备借用顺承王府及丰泽园。（六）联大应组织一采购委会，委员由长大、东大、长白师院、沈医等校代表充任。（七）东北各院校在平所租赁校舍费用请教部允由联大经费拨充。（八）请教部饬平津两地联中尽先任用教部特设之锦大、东大、长白师院等附属先修班之来平教职员。”显而易见，以上方案不失为教育部意见和联大困境的折中之道。为了缓和矛盾，筹委会主张在甄审和考试之后收容国立院校以外的来平东北学子。但其不仅强调联大的“应变性质”，而且首次提出日后将“拆散联大”，彻底推翻了改建“滨江大学”的初衷。

  应该说，筹委会有其现实考虑。据相关资料，有资格加入联大的长大、长白师院、沈医及东北大学均在积极准备迁校，“都不想把自己混在里面（指联大——引者注）”，因此“联大筹备委会最大的贡献将在给各校搬家做一点总务工作”。相较之下，东北各私立院校学生却迫切要求进入联大。6月21日，针对联大的异变和筹委会的意见，东北私立各院校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东北临大的设立，意在召集东北流亡大学生，如今仅收国立学生，决策已变质，收容不应以学校为对象，应以学生为对象。（二）甄审并不反对，但反对以甄审为手段，以为摒弃私立院校学生于临大大门之外。（三）请教部迅速解决，俾使早日入临大。”言辞之间，充满对教育部缩减联大收容范围的不满和对甄审行为的怀疑。

  为了解东北联合大学的筹备情形，教育部特派社会教育司司长英千里于6月25日飞抵北平考察。在同傅作义和东北各院校负责人会商之后，英千里一边通过电报建议教育部“明令东北各国立院校迁入关内，以免两地耽误”，“核准临大前次数项建议，收容省私立院校学生”；一边托东北大学校长刘树勋赴京向教育部请示“国立东北各院校迁平分别办理”和“东北临大专事收容私立院校学生”两大原则。然而，未及英千里返京，北平突然爆发了与东北联大和东北学子息息相关的“七五”惨案，引起举国震动。

  1948年7月3日，北平市参议会通过《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决定电请中央，“对于已到平之东北学生，不论公私立学校……应请傅总司令设法予以严格军事训练”，学籍与思想合格者“按其程度分发东北临大，或各大学、中学借读”，学历不合者“即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同时请中央“停发东北各国立、公立学校之经费及学生公费，全部汇交傅总司令，会同省市政府审核发放，贴补东北来平学生费用，或改汇东北临大作为经费”。北平参议会缘何“不以实惠援助东北学生，反而越俎提出偏狭建议”呢？事实上，自东北学子大量来平，不仅在安置救济上“给地方当局增加了一个很大的负担”，对城市治安也构成一定威胁。前者如北平教育局局长王季高曾恳请市政府拨发一亿元救济金，因市库支绌，市长何思源只能命令“先由市银行垫拨”；后者如6月底发生的东北大学学生抢占铁狮子胡同大宅案，东北流亡学生包围北平市政府请愿等事。北平参议会“办法”见报后，立即引起在平东北各大院校学生的愤慨。7月5日，东北学生5000余人上街，先后到北平参议会和李宗仁副总统官邸交涉，均无结果，后转道东交民巷参议会长许惠东住宅，与军警僵持。当晚7时左右，军警突然用机枪扫射学生，酿成百余人死伤的惨案。

  平心而论，北平参议会所拟“办法”确有将学生充当战争炮灰之嫌，但该案尚未提交北平军政当局及中央，未必可获政府完全采纳。据贺江枫研究，上至政府国防部，下至北平“剿总”及北平市政府，均无强迫流亡学生加入军队的想法，因此参议会提案“实难成行”。再从惨案发生前夕教育部和联大筹备组所作的努力来看，北平参议院停办东北各院校、集训流亡学生的想法，注定是地方民意机关的自说自话。不过，该“办法”为何会引起东北学生如此强烈的反应，与东北联大迟迟难以正式成立有莫大关系。无处安身的东北流亡学生借反对北平参议会“办法”，催促政府迅速成立联大的目的十分明显。比如5日上午，联大筹备主任陈克孚曾到现场劝说：“我但愿你们回去，一切由我负责交涉。”然而学生们大喊：“你能负责吗？”“反对教育骗子。”在向李宗仁请愿时，学生代表亦提出“立即成立临大临中，无条件收容所有东北来平学生，并一律发给公费”的要求。可见，东北联大的救济范围和成立期限仍然是东北流亡学生与政府矛盾的焦点。

  由于“七五”事件引起全国关注，中央各部门和北平地方当局不得不采取善后行动。惨案发生不久，教育部长朱家骅即电令陈克孚、英千里等人核查事实，并派遣次长田培林亲赴北平促成联大、联中成立。同时教育部拟定四条东北来平学生安置办法：“（一）国立各院校学生由北平临大收容；（二）已立案之中学学生由临中收容；（三）未立案之省市私立院校学生及中学生，因正值暑假期间，决定设立夏令营收容安置；（四）参加夏令营之学生将来经甄别试验后，由东北国立四院校招考续学。”此办法既坚持了教育部此前联大专收国立院校学生的原则，又以“夏令营”的方式暂时解决了省私立院校学生及中学生的收容问题，有利于冲突的缓和。7月12日，傅作义召集有关当局会商后进一步宣布具体办法：“除按教育部设立东北临大、临中外，并设立临时补习班，凡私立院校学生，皆可登记入班补习，然后转学，临大、临中除部拨经费外，剿总再拨二百亿予以充实，地点则已选定北平之黄寺与天津之跑马场，并限期五日内使东北学生有房可住，有饭可吃，最短期内更有书读。”

  在军政部门的协助下，东北联大和临时补习班的筹备工作均得到一定推进。补习班负责人李大超决定16日赴天津“实地勘察分配，以便学生到达即可开始上课”；17日陈克孚亦对记者表示：“东北国立四院校来临大报名者，共2420名。临大现收到教部补助费414亿元，先行制床板课桌1500份。”然而，五日期限之后，又发生校址不敷用的新问题。为此，华北“剿总”高参秦丰川代表傅作义邀集东北各院校负责人于7月20日举行座谈会，一致决定“天津临中设前伪日本大和学校，补习班设跑马场，北平临中设黄寺，临大再另找校舍”。事实上，困难远不止于此，经费的欠缺对东北联大的打击更加致命。据陈克孚公布：自5月18日起到8月1日止，东北联大收到教育部拨款和各方借款共计1095亿元，付出学生救济金、膳食费、房屋修理维护费、教学设备费、各校垫付款、筹备人员薪金等699.39585亿元，加上即将支付的设备尾款、各方欠款及8月学生膳费713.84亿元，共计支出1413.23585亿元。收支相抵后，尚不敷318.23585亿元。由此可见，尽管“七五”事件造成的舆论压力使东北联大的筹备提速，并使私立院校学生获得了官方的收容允诺，但实际上，校址的拖延不定和经费的入不敷出导致东北联大的成立依然遥遥无期。

  鉴于东北战局的紧张形势，1948年8月9日，教育部正式命令东北各国立院校迁平，同时明确指示东北联合大学的职权：

  （一）东北迁平四国立院校，仍由各院校负责人自行办理。临时大学之任务，为协助各院校完成迁校手续，并将已到平学生分别登记或帮同分发借读。如原校认为迁至北平一切有人负责时，立即分别转交原校单独办理。

  （二）东北未立案学校学生到平后尚且还没有取得学籍者，一律由补习班收容登记审核，在补习班期内由四院校会同该班办理入学及编级试验，及格者得编入相当年级，并将其过去在私校学籍与成绩特别予以承认。

  至此，东北联合大学彻底异变，沦为东北四所国立院校迁平的协助机构，徒具“联合大学”之虚名，其最终命运已然可以预见。

  教育部“八九电令”之后，东北国立四院校开始在北平筹备单独办理，东北联合大学“名义仍暂维持”。8月31日，傅作义召集东北临大临中校舍分配会议，决定将临大2500余名学生划出1500人迁往光明殿，其余学生租房入住；北平两所临中均设黄寺。同时，东北国立四院校决定于9月中旬联合举行面向东北籍学生的编级考试，录取者直接入校，未录取者入天津补习班。正值东北联合大学行将办理结束之际，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又屡起风波。

  对于东北联大的异变和国立四校的编级考试，各方意见并不能完全统一。在平的省私立院校学生认为“编级考试名额不多，希望很少，又不愿意入补习班”，于是自发成立“东北临大促进委员会”，要求教育部单独设立临大，无条件收容东北学子，甚至打算“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找校舍，募图书，募仪器，请教授，组成东北临大”。东北大学自治会则认为，四校联合招考“仅收东北区学生，拒绝在平高中毕业学生报考为不合理”，遂于9月9日召开记者招待会，谴责“画小圈子”“造成分裂”的行为，提出“应不分地区均有报考各国立大学之机会”和“成立临大收容东北私立院校学生”两点诉求。东北大学先修班学生甚至包围校长刘树勋的住宅，“要求允许免试升入大学”，引发学校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及数位教授联名向教育部请辞。编级考试前夕，私立中正大学还派代表到教育部请愿，提出成立东北临时大学、反对甄审、反对设补习班和请求分发东北大学就读的意见。对此，教育部的回应颇为强硬：“东北临大乃为东北国立四院校而设，现四校均自行派人入关处理，临大实已不存在，且开办之初，即与私立学校无关，不能收容中正学生，分发东北大学绝不可能，分发制度早已取消，无意恢复。”可见，教育部仍然坚持“八九电令”，东北联大单独设立已无可能。

  在诸多矛盾未解决的情况下，东北四校联合招生考试于9月16日真正开始，考生约5000人。鉴于投考者人员较多，四校联合招生委员会商讨后决定于10月2日、3日续考一次，两次成绩同时发榜。然而，第二次编级考试首日，突有数百名东北学生闯入北平师范学院考场，撕毁试卷、捣毁桌椅、殴伤助教，以致考试被迫中止。由于北平各校多已上课，再难借到考场举行大规模考试，招生委员会遂决定报名学生按第一志愿入学，将来由各校自主举行编级试验。10月4日，东北私立院校学生推举代表5人向来平的蒋介石请愿，要求“成立临大，或由国立院校无条件收容”，被代为接见的青年部部长陈雪屏直接拒绝。事后，陈氏发表谈话表示：“除循规参加编级试验者，仍可加入各院校就学外，即再晋谒总统请愿亦无变通办法……少数学生捣毁戏院，阻碍交通，实属逾越范围，多数同学应团结加以制裁。”面对中央决绝的态度，三千东北私立院校学生自觉程度不够，决定全体退出国立院校的甄别试验，加入教育部特设的天津补习班。10月29日，东北国立四院校联合招生发榜，考生成绩“颇为不佳”，共录取新生1796人，其中通过编级考试的私立院校学生仅118人。1948年10至11月，东北联合大学协助四校办理迁校手续、复课与招生诸事宜已告一段落，故在陈克孚的组织下，联大逐渐落下帷幕。先有教育部特派驻平协助联大筹备的刘求南参事返京述职，不久陈克孚亦被教育部新聘为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设立东北联合大学的计划在纷纷扰扰大半年之后以失败告终。

  然而，东北流亡学生并未开启平静的读书生活。辽沈战役结束后，平津地区战云密布。11月25日，教育部督学黄曾樾向东北四校传达了南迁指令：“长白师院迁湖南衡阳，东北大学迁福建，长春大学迁赣州，沈阳医学院迁四川歌乐山。”不过各校对此次南迁相当谨慎，“非待政府事先作充分准备后，不拟轻易移动，免受一切不可预料之损失”。27日，东北大学120名教授召开会议，赞成迁校者仅5人，反对者达50人，其余未表示意见。东北师生的消极态度，彰显了其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与怀疑。

  正值此际，社会上又断续传出教育部筹建联合大学的声音。1948年12月底，有报道称教育部已拟具“北校南迁成立联大计划”。1949年1月，当长白师范学院120余名学生南迁衡阳后，再次传出政府将接运北平学生赴衡“合组东北联大”的消息。3月底，有教育部负责这个的人说，为收容平津、华北、华中流亡学生，将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办“东南联合大学”。梅贻琦确实曾在3月20日宣称“拟在福州筹办东南临时大学”，但此言不过是其不入内阁的托词。早在年前有记者询以北方各校是否南迁设立联合大学时，梅氏即答“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设联大或无可能”。不难推测，国民政府在兵败之时再次抛出“联大计划”，其实质为安抚和吸引前线师生的一种策略。尽管绝大部分学校直接拒绝了南迁，但仍有部分师生未能识破国民政府的“联大”幌子，在南迁路上受尽磨难。

  随着部队迅速取得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联合大学的计划彻底破产。1949年6月5日，教育部发言人詹絜吾就联合大学一事发表公开谈话：

  本部在南京时曾有设立联合大学收容战区学生之拟议，嗣战局转紧，征询立监委员及各方意见，并提出战时教育问题商讨会讨论，均以目前政府财政困难，且新设大学，校舍、图书、仪器均成问题，决定先就原有各大学尽量安插。又政府对于已沦陷之各院校经费，业经随时停发，故所有南来教授之接待及学生之救济等费，均系本部另行设法筹垫。

  由此可见，教育部设立联合大学的计划并未真正通过，穷途末路的国民政府再谈救济流亡学子无异于痴人说梦。1949年7月，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和国立西北工学院400余名师生南迁成都，并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决定自组“西北联合大学”复课，但因校址无着和校长难定，终是一场空。至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与联合大学的纠葛彻底散场。

  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东北联合大学一事，自东北名流1948年初提议后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从救济全体东北流亡学生的传闻到仅面向国立院校的残酷现实，从东北高等教育的长久之计到应变性质的临时大学，进而成为迁校的辅助机构，东北联合大学直到南京国民政府走向覆灭也未能真正成立。

  东北联合大学之所以未能续写全面抗战时期“联大”的神话，与其体制缺陷与内部矛盾不无关系。全面抗战时期联合办学的高校颇多，具有“联大”校名者则有西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和华北联合大学。其中西南联合大学自1937年8月前身长沙临时大学开始筹备至1946年7月底停止办学，联合时间长达9年，并在时人与今人的褒扬下声名远播。事实上，高校联合办学的过程充满了观念、利益、文化及组织惯性各方面的冲突，其高度融合尤其需要高校自身不断适应调整，逐渐形成处理问题的内生机制。有研究认为，西南联合大学“胶结一体、共度时艰”的爱国理念、“刚毅坚卓、兼容并包”的文化传承、“权能分职、事乃以治”的科学治理、“不拘一格、贤乃有为”的资源整合、“和而不同、同无妨异”的学术涵养所构成的内生发展机制，是有效推进该校联合办学的关键。相较之下，东北联合大学实质上一直属于临时应急机构，并未进入大学乃至“联大”阶段，内生发展机制更无从谈起，可说是联而不合，甚至不联不合。该校不仅缺乏开展大学教育的章程、组织及教学资源，而且“各院校内部人事复杂、学生程度相差过巨”，均制约了联大的成立。再者，内战时期东北学子流亡关内，多为谋求安定之所和求学之机，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以同仇敌忾的精神内核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境界相距甚远。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仅仅依靠一所东北联合大学来解决整个东北流亡学生的救济与教育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

  与此同时，教育部进退两难的决策、救济能力的不足，以及危困的整体局势，亦从外部使东北联大的命运坎坷。首先，不同于抗战时期成立联合大学的深远谋划，内战时期教育部设立东北联合大学是尴尬和被动局面下的无奈选择。据教育部次长田培林描述：“因为当地及各处东北人意见分歧，政府经费统制的又严，处在这夹缝里，教育部始终在‘八面挨耳光’中。一度曾想使入关学生借读各校，由教育部出钱，但北平曾有一个学校，为要他收容八十个学生，竟向教育部开上要八百亿补助费。最后才决定了在北平设立临大，收容东大、长大、长白师院、沈阳医学院的学生。”教育部在各方关系中左右为难，致使东北联大的筹备谋划、人员派遣和经费拨发均显迟滞。其次，由于教育部救济能力十分有限，故而东北联大仅收容国立院校学生，引起省私立院校学生的激烈反对。为了缓和矛盾，教育部不断变更救济方案，东北联大也逐渐发生异变，以致中途夭折。再者，国民政府经济情况与军事战局的持续恶化，决定了东北联合大学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有效推进。因物价暴涨，东北联大始终处于经费短缺的窘境，仅寻觅校址即颇费周章，不能完全解决。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之后，国民政府更加丧失了教育救济和组建联大的实力，东北联合大学只能随政局变迁而归于湮没。

  从东北联合大学的历史命运显而易见，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领导下的高等教育事业整体呈江河日下之状。据教育部参事刘求南透露，为解决流亡平津东北学生的求学问题，教育部所用经费“达法币万亿”。尽管如此，流亡关内的广大师生依然饱尝居无定所、饥寒交迫、失学失业之苦，甚至惨遭无辜屠戮。在不彻底的东北联大计划下，东北学生流亡北平，仅仅是从一个“糟房”跌进另一个“糟房”。东北联合大学的筹设、异变、失败，乃至“联大”的彻底退场，见证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下高等教育领域的激烈矛盾和困厄局面。

  可以说，内战时期教育部筹设东北联合大学的曲折历程，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困境之下国民政府实施教育救济的有心无力、教育行政能力的严重不足，以及教育威信的日渐丧失。东北联合大学不仅未能帮助国民政府获取人心，反而因其紊乱的救济和最终的破产加速了国民政府的离心离德。当东北学生“怀着最后的希望投奔到祖国的怀抱里，得到的却是这么冷酷的白眼”，这就“很容易使他们转而变成恨”。据当事学生崔滨回忆：“经过‘七·五’血案的教训和‘七·九’抗议活动，我们真正认识到政府是群众、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很多同学后悔当初不该进关，都想返回东北老家。”从选择再次南迁的师生大幅度减少的事实，可见经历心理落差和流血牺牲的大部分东北学生，已然走出梦境，放弃了对国民政府的幻想。

  沈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刊载于《民国研究》第42辑。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